直到走过了出站验票口，坐了一天一夜硬座的我头脑中还都懵然一片，对周遭汹涌的人chao与庞大威严的候车厅完全无感。最终，是生理期的酸痛唤醒了我，令束手无措的我不由更加慌乱，只得颇为狼狈地拉着行李箱赶去洗手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北京火车站的厕所条件当真很是糟糕。但对从偏僻小地方过来的我而言，已可谓是奢侈不已。我至今都记得，这车站的洗手间就连盥洗池台镜子下面都有一排花边白瓷砖，干净得很，不像我们老家那里的公共洗手间，随处抬眼可见醒目的‘无痛人流’‘宫内节育环安置’‘只生一个好’等等字样。

    不过，还未等我能耳目一新多久，一件麻烦就倏然来袭。在火车站外的公交站牌旁等车时，我因为劳累而开始打盹，渐渐放下了警惕，微微合拢了眼皮。也就在这时，我感到身子被人猛地向前一撞。接着，一只不安分的大手就迅速插入了我的外衣口袋。我吃了一吓，惊叫了一声，下意识赶忙合拢胳膊夹紧衣兜，并急忙转过身子。

    我看到，自己的身后竟是空无一人。而不远处的街口，两名社会小青年猛跑向了一辆摩托，发动了引擎，‘嗖’一下连车带人就溜走了。我的额前沁出了一片细密的冷汗，赶快摸了摸自己肘部以下正夹着的衣兜，确认钱包的确在里面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得以伸手理了理快要散开的头发。

    离我另一侧不远的位置，站着三四位看上去也像是来京城打工的妇女，默默瞧了我几眼。我认为她们目睹到了我的遭遇，可她们并未过来帮我，亦或安慰我几句，只是在那里看着，好似对这样的事情都已司空见惯。

    十七岁年纪的我，虽已对生活的磨难逐渐麻木，可仍被这件事影响了心情。尤其是当之后好容易挤上公交，因为车上太过吵闹未听清售票员的话而被司机和售票员接连吼了几嗓子，我心里更是烦闷了不少。

    没过多久，衣兜里的手机又开始了振动。得益于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我费力且夸张地拿胳膊环抱住自己，几乎快把自己团成了个球后，才有了勇气拿出电话，放到了耳边。

    “张玉岚吗？”听筒那头，一名中年妇女Cao着难听的地方口音，极不耐烦地向我询问说：“你这还来不来了？不是说好了九点就要过来报道吗？你这好，都快一点了还不见个影儿，是不打算工作了是吧？”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即使情绪再低落，我也不得不耐下性子，认真仔细且谦卑地道歉讲：“我这里火车昨天出发的时候因为暴雨晚点，所以今天十点多才到北京。我已经搭上公交了，正在往家政中心去，应该应该还有个二十分钟，就就能到了。”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那名妇女继续毫不客气地烦躁讲道：“你那儿太吵了，大点儿声！几点能来？！”

    “我”我一时慌了神，竟口不择言地胡乱答应说：“十分钟，还有十分钟，就一定能到的，阿姨！”

    “哦。”大约我的回答使那妇女满意，她的语气终于放缓了些，和我说：“昂，行。那你注意点儿别落下东西，记得千万把你小姨给你的那些体检表和工作资质鉴定，还有居住证什么的给看牢了啊！你要给弄丢了，我可没处再给你补去！”

    “好嘞！谢谢您！我一定都带齐！”我一边连忙答应，一边费力地将一侧身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到窗边，瞧了瞧外面于我而言完全陌生的街景，讲：“那阿姨，咱们一会儿见！”

    电话挂断，我也总算能够再度放下点儿心，同时不得不由衷感谢小姨提前帮我疏通了关系，让我即便迟到也未受到过多的影响。

    收好了手机后，我几乎是有气无力地倚着公交车的栏杆，不停揉着自己酸胀的小腹，看了看周围的人们。那年，肆虐全国的可怕传染病刚过不久，看得出这里的人们依然心有余悸，不少市民仍用厚厚的口罩捂着嘴，显得颇为隔阂与违和。